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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無窮藝術魅力的古代石雕藝術珍品,是兩千多年前漢文化遺產,舉世無雙的古代雕刻藝術杰作。

這批作品構思超凡,題材多樣,意象博大深沉。特別在表現各種動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動傳神,皆蘊含著飽滿的生機,或騰躍或寧息,生態萬般,無不各具其妍,韻致宛若。質樸而有靈趣,力雄風雷,氣勢渾厚磅礴,有著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石刻表現手法洗練,雕鑿勾勒并用,以意運斤,精微入化。相石擬形之構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渾若天成之妙,乃中國古代雕刻藝術,以寫實象生與寫意并重之優秀范例。作品風格凝重剛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華民族雄厚氣質的藝術瑰寶。

        陪葬于漢武帝茂陵的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人們都知道是漢武帝為紀念霍去病的戰功而刻置。但是只要對這些石雕的內容及形象仔細觀察和分析,就會發現,這些石雕并不只是為紀念霍去病一人,而是有多方面多層次的含義:一是紀念霍去病在反擊匈奴戰爭中的巨大功績;二是以霍去病的去世為一段落、以霍去病的墓地為舞臺而舉行的一次表功大典——它用藝術的語言,形象地說明了取得反擊匈奴勝利的多種因素和條件,凡做出重大貢獻者都登上了歷史的領獎臺,并被刻石立像永記其功;三是漢武帝為鞏固反擊匈奴的戰果借霍去病的墓地和葬禮樹大漢天威,震懾屬國。

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

        西漢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無窮藝術魅力的古代石雕藝術珍品,是兩千多年前漢文化遺產,舉世無雙的古代雕刻藝術杰作。

 這批作品構思超凡,題材多樣,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調,意象博大深沉。特別在表現各種動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動傳神,皆蘊含著飽滿的生機,或騰躍或寧息,生態萬般,無不各具其妍,韻致宛若。質樸而有靈趣,力雄風雷,氣勢渾厚磅礴,有著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石刻表現手法洗練,雕鑿勾勒并用,以意運斤,精微入化。相石擬形之構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渾若天成之妙,乃我國古代雕刻藝術,以寫實象生與寫意并重之優秀范例。作品風格凝重剛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華民族雄厚氣質的藝術瑰寶。

   現藏于茂陵博物館。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馬踏匈奴”,以一匹威武雄健的戰馬將一齜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掙扎的匈奴踏于腹下為題,揭示出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題,寓意極為深刻。

“馬踏匈奴”石刻西漢高168厘米長190厘米

 首先,經過漢興六十余年的休養生息、積極備戰(如募兵備邊,大力養馬、馴練軍馬等)和漢武帝時幾十年的連續作戰,到霍去病去世時,雙方力量已發現了根本性變化。史載在多次大戰的基礎上,經過公元前119年衛青和霍去病兵分兩路,分別北進千余里和兩千余里的圍殲追殺后,匈奴主力已被基本殲滅,只有單于率數百騎突圍,“是后,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從那時起,漢王朝反擊匈奴的戰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匈奴再也無力對漢形成致命威脅。所以“馬踏匈奴”最明顯的寓意就是以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和地位高下來形象地說明漢王朝已完全強大起來,從此,匈奴再也不會成為漢人的心頭大患。而在這個過程中,年輕的軍事將領,即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他短短的軍事生涯中,六次率軍出擊匈奴,而且六出六勝,屢建奇功。其中的祁連山戰役,不僅扭轉了雙方政治、軍事力量對比,保衛了邊境安寧,而且為開辟“絲綢之路”、加強中國和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打開了門戶、鋪平了道路。因此,漢武帝為霍去病建冢如祁連山,以旌表他在反擊匈奴戰爭中的巨大貢獻,紀念他為促進漢王朝發展的歷史功績。“馬踏匈奴”正是濃縮了整個過程,只以戰爭結果簡單明了地表現了霍去病一生的赫赫戰功、表明了建祁連山冢的淵源。

        第二,既為紀念霍去病的不朽業績,那么為何不刻一威武無比、氣壯山河的霍去病像、或霍去病踏匈奴,而是讓馬踏匈奴?這說明了馬在反擊匈奴戰爭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東漢馬援明確指出:“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當時的戰馬,就是現代社會中的軍車、飛機、坦克等運輸部隊征戰的重要交通工具,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意義顯而易見。沒有馬,漢王朝反擊匈奴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前200年,劉邦就是因為部隊大部分是步兵不能快速跟進而被匈奴圍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南)達七天七夜。此后幾十年中,漢王朝一直非常重視養馬、馴馬,不僅官養,還大力提倡私養,因而在漢武帝反擊匈奴前已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正因為眾多而精強的戰馬,霍去病在祁連山六日轉戰數千里、降龍伏虎歷五國的古代閃電戰才可能進行,前119年深入漠北數千里殲滅匈奴主力的大決戰也才可能進行。史載前119年大決戰時,衛青霍去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一次就損失十多萬匹,那么在幾十年的征戰中,不知有多少軍馬馳騁疆場、喪生疆場,以致于“自大將軍圍單于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戰前遍街有馬阡陌成群的景象已不復存在。可見,反擊匈奴,人的因素之外馬占首功。茂陵石雕16件中就有3件是馬,足見馬在當時作用之重要、貢獻之巨大。茂陵石雕中以馬踏匈奴,就是為了永遠紀念馬在反擊匈奴戰爭中的重大犧牲和貢獻,在促進漢王朝發展中的重大犧牲和貢獻。

 第三,以馬踏匈奴這樣一個人憤恨之極才會有的情緒和動作來表現當時漢人普遍對匈奴掠奪的強烈不滿。因為匈奴當時正處在軍事奴隸制階段,通過戰爭搶劫奴隸和財產是他們的生存方式,因此北地漢民長期無法安靜生存。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就都在北界筑長城以拒匈奴;秦統一后,威揚六合的秦始皇也不得不勞師動眾,筑萬里長征防御匈奴;前200年,劉邦又差點在白登山被俘;此后幾十年間,漢既“和親”又送大量財物,但匈奴上辱朝廷、下掠邊民的記載仍不絕于史,而且被擄邊民還終身淪為奴隸。這樣的鄰居,在任何時代都會激起受害國民的強烈憤慨,所以當時漢民對匈奴的既憎又恨情緒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心向背,僅靠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和霍去病們的驍勇善戰,根本不可能支持反擊匈奴那樣一場長期又大規模的戰爭。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漢武帝作為才識卓異的一代雄君明主,不可能不感受到、認識到反擊匈奴勝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廣大百姓長達十幾年的流血流汗、全力支持。所以“馬踏匈奴”就是通過一個動作來表明反擊匈奴勝利的精神因素,也就是反擊匈奴的精神力量。馬的威武、豪邁,也充分表現了反擊匈奴勝利后漢王朝舉國上下的自豪和喜悅。

 西漢時牛僅在軍事意義上次于馬,而在生產、運輸、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產生活各個領域的廣泛使用,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還彌補了戰時勞動力不足。反擊匈奴長達十幾年的戰爭,多少精壯男子奔馳沙場,同時國內還有興修水利、宮殿、陵墓、苑囿等役事,農田耕作人力匱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補其間,發揮著重大作用。《史記·大宛列傳》載,李廣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時人6萬,牛就10萬,說明戰時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軍事上也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勞作,是漢王朝迅速強大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反擊匈奴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沒有勞苦功高的老黃牛。

 茂陵石雕中的巨蟾和巨蛙,人們都認為是用采用夸張的手法而形體巨大。但“馬踏匈奴”、“臥馬”、“躍馬”、“臥牛”、“伏虎”、“野豬”等完全與原形同大和監造官署“左司空”、雕刻匠“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益”均刻石標明的事實都告訴我們,茂陵石雕遵循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而且茂陵石雕所突出的思想性也告訴人們,它并非閑來無事者只在表現自己的藝術才能,而是外擴版圖、內興功利的百般忙碌者們通過簡單的藝術形象向時人及后人既表達他們失去英雄及親人的傷感,又表達他們克服艱難險阻取得巨大勝利的豪邁,這里的夸大和縮小都有極現實的意義,而不是無緣無故地夸大或縮小。那不是一個閑情逸致的時代,也不是一個閑情逸致的場合。“石蟾”和“石蛙”之所以超過它們原形數十倍,那是在表示它們有巨大的功績。史載在霍去病去世時漢已發生過多次螟、蝗等災害,而蟲災就意味著糧食的欠收和無收,也就是說一年勞作將付諸東流。那么全國的百姓、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兵士靠什么來維持?馬牛等等動物靠什么來飼養?可見糧食是重中之重!而在當時因戰爭既人力不足,又無現代社會的農藥,面對危及根本的蟲害,上上下下只能是憂心如焚。關鍵時刻,大自然生態平衡的法則顯示了巨大作用,專食莊稼害蟲的蟾蛙顯然在消滅蟲害中有不凡的作為,不然,現實主義原則創作的茂陵石雕怎會出現極為夸張的形象?如同若干年前一群海鷗及時捕殺了陰云般的蝗蟲,使鹽湖城的人們免于一場顆粒無收的厄運,所以美國鹽湖城今天依然有金色的海鷗塑像,表達著祖祖輩輩人們的感激一樣,蟾蛙巨大的形象,可能表達著人們的感激,也表達人們以巨大蟾蛙阻止蟲害不再發生的祈求和意愿。
 西漢文獻《淮南子?覽冥訓》中記有“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妲娥竊以奔月”。東漢張衡的《靈憲》中進一步說明,“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奔月。將往,枚占于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為蟾蜍。”可見古時人們以為嫦娥食不死之藥后托身為蟾蜍,而“蟾蜍就是月神‘死則有育’的不死之藥”。從原始社會發現的一些彩陶器上的蟾蜍圖案,也“說明原始社會的巫醫們,曾用蟾蜍治病,救人于死”。而且古時人們以為冬眠是動物冬天死了夏天又活過來,所以冬眠的水生動物被人們認為能死而復生,因此,蟾、蛙、魚可能還有漢武帝希望霍去病能食不死之藥蟾蜍像這些水生動物一樣死而復生。但從茂陵石雕極現實的意義來看,存死人復生的浪漫想法似乎可能性較小,但漢武帝對失去霍去病的極為痛惜導致他希求上蒼再賜一位甚至數位霍去病協助他完成大一統的業績倒是極有可能的。

 兩條龐大的石魚,按照茂陵石雕所表現的主題,就是魚曾在生活方面為反擊匈奴作出過重大貢獻,象征著漢王朝的強大、富庶、富余和寄托出現更多霍去病的愿望。石魚還是大小基本相等、背上均平的兩件,是什么用途?目前尚缺資料確證,暫存不論。

 只有上半身的“石人”高兩米二,按人體比例推斷,若是全身就近5米,完全是一巨人。根據石人沮喪的表情,以往有人認為可能是匈奴戰俘。但是茂陵石雕的的表現手法和主導思想都說明,對已被擊敗的戰俘,以如此高大的形象出現似乎難以說通。“臥象”小于原形就是左證。那么石人究竟代表什么、代表誰?答案就在當時的社會中。漢武帝生活在兩千多年前人們還迷信的時代,他一生求神問仙,設壇祭祀的活動《史記?孝武本紀》中比比皆是,隨便引一則即可證明。“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侯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注釋說巨公指武帝),已忽不見。目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閑使求仙人以千數。”茂陵石雕誕生在那個特定的年月,體現著悼念霍去病、紀念反擊匈奴勝利、展現漢強大富庶的主導思想。根據這個主題,石人很可能是以當時社會中流傳的仙人的形象來代表擬人化的漢王朝或漢武帝的思想和情感。因為武帝胸懷囊括四海之志,而軍事天才霍去病就是實現武帝藍圖的左右臂,所以霍去病的突然病故,在當時無疑是武帝痛失一手臂,因而石人左臂不全。碩大的右手張開,手心朝外,食指指向心房,加之痛苦的表情都表現出武帝心中無限的傷痛。仰面朝天,顯然是在追問蒼天為什么要奪去這樣年輕而輝煌的生命,使他的事業大受打擊,而面對鐵的事實,又顯示出極端的無可奈何。右手臂的動作也可能是一個祈禱的動作,因為武帝一生禱告不斷,面對這樣重大的損失和繼續開拓的事業,武帝不能不虔誠祈禱。祈禱蒼天保佑,蟾蛙更多,蟲害更少,使大漢五谷豐登、百姓富庶、兵強馬壯,祈愿霍去病食不死之藥蟾蜍,像蟾、魚、蛙一樣死而復生,演育出更多的霍去病,以協助他實現“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的光榮與夢想。可見,石人的表情、動作、肢體安排,以及高大的形象,都很切近沉痛哀悼、祈愿漢更加強大、樹大漢天威、顯大漢雄風的主題思想。所以說,石人很可能就是漢王朝或漢武帝的象征。

 “人與熊”殊死搏斗的膽略、氣魄、力量以及必勝的信念都是藝術地表現了遠征將士既要與剽悍兇頑的敵人拼殺,還要與猛獸怪獸、風沙雪雨、饑渴傷痛種種困難做斗爭。但是對于每一個出征的人來說,他們都非常清楚前方就存在著這一切,但他們依然一次又一次出征,一次比一次更遠。正是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必勝的信念,才使反擊匈奴的勝利成為可能。也象征著后方百姓為支持戰爭開山啟林、辛勤勞作、與各種災害斗,還要與出沒的野獸斗,正是全國百姓的努力和犧牲,戰爭才得以長期進行。野熊,力大、兇惡,以人與熊為題,充分說明了勝利來之不易,也表現了漢軍高昂的士氣和雄強的實力,表現了漢民飽滿的精神和雄厚的人力。“人與熊”是在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和在后方拼命生產的百姓的紀念碑,他們是最大的犧牲者和貢獻者,是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因素,所以“人與熊”在茂陵石雕中最為高大。“怪獸食羊”更明顯地反映了祁連山戰役的艱苦卓絕。因為古代交通不便、交往有限,人們的知識也就有限,所以古人往往將自己從未見過的、形狀奇怪的野獸視為怪獸。霍去病兩次進軍當時中原人很少到過的祁連山,見到“怪獸”就不足為奇。“怪獸食羊”反映著漢軍在人地生疏的惡劣環境中仍取得了那樣輝煌的戰果,更襯托出霍去病及將士們功績的巨大和不易。

茂陵石雕:伏虎

茂陵石雕:臥牛

茂陵石雕:石魚

 茂陵石雕中馬、人與熊、怪獸、虎、牛等表現著前方戰場的狀況,魚、蟾、蛙、人、牛等則表現著后方生產的場景,但二者均未以人來直接表示前方的拼殺和后方的生產,這說明了茂陵石雕表現手法的含蓄和內涵的深刻。
 通過對茂陵石雕的逐個分析和整體把握,就可看出,茂陵石雕不只是簡單地紀念霍去病,也不只是為了襯托、裝點祁連山冢,而是還有紀念所有為反擊匈奴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和物,以及鞏固勝利成果的意圖。可見任何紀念活動或紀念物,雖有傳至后世之意,但首要的都是在當時的現實意義。基于此,我們要解開茂陵石雕中的諸多迷題,就要深入到豐富的歷史中去。其次,通過研究可以看出,茂陵石雕和祁連山冢完全是一個整體,是祁連山冢的補充和說明。這些雖缺乏文字記載,但石雕本身就是一部石質圖畫書,就是最原始的資料,就是最好的說明——說明茂陵石雕就是在埋葬霍去病時刻置。在那樣重要的場合不刻置,以后情隨境遷,還未發現有什么理由往事再提。第三,在擊敗匈奴后,周邊再無任何一個政權可與漢抗衡,所以,漢成為大漢之勢已完全形成。茂陵石雕就是漢宣布自己是大漢,第一次樹大漢天威、顯大漢雄風的宣言書和紀念碑,也是大漢萬古不朽的豐碑。